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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元冲:国民党第一位“史官”

文/张云馨

 
  1930年,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国民党党史会”) 在南京成立,成为保存国民党党史的最高机构。首任主任委员邵元冲,从孙中山机要秘书到蒋介石股肱之臣,亲历了国民党的成立与发展,为保存国民党党史奠定了基础。然而,就在国民党党史会事业初展之 际,这位国民党第一任“史官”,却倒在了血泊之中……
 

少年书生志气虹
  邵元冲(1890—1936),初名骥,字翼如,浙江绍兴人。自幼酷爱读书,尤其是史书。他在《治学自叙》中回忆:“十龄读《史记》,大爱好之。”小小年纪,邵元冲就开始筹划未来,他告诉母亲,“以后想专门研究历史,学司马迁、班固和司马光”,立志做一名史学家。
  清朝末年,民主革命思想已广为传播,浙江杭州尤开风气之先。邵元冲受《汉帜报》《醒狮日报》《民报》等新式进步报刊影响,民主革命思想在心中悄然萌芽。他开始关心时局,召集同窗好友在乡中设立广智学会,与志同道合人士研究民族思想,谈论经世治国之道,结识了蔡元培、徐锡麟、秋瑾等革命志士。
  1906年,邵元冲考入浙江高等学校,与后来的蒋介石“文胆”陈布雷、报界名人邵飘萍成为校友,并称浙高“二邵一陈”。在校期间,邵元冲博览《天文歌略》《盛世危言》《泰西新史》等古今中外历史、地理著作,知识领域、人生视野得到扩展。“他那时也只有十六七岁,课余叙谈,在少数同学围坐中间,谈历史、谈时局、谈军事,无不表示他颠覆满清,复兴民族的志愿。”陈布雷在《我所认识的邵翼如先生》忆文中,对这位少年老成、胸怀大志的同学印象深刻。此时的邵元冲,不再满足于做一名治史学者,转而倾心革命事业,经蔡元培介绍,加入同盟会。
  在东京振武学校留学期间,21岁的邵元冲谒见了正在海外奔走革命的孙中山。中山先生赏识邵元冲为人敬谨缜密,朝夕与会,商议国事。

  翊赞中枢二十载
  辛亥革命胜利后,邵元冲随孙中山回国,主持上海《民国新闻》报。1913年,国民党元老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,主犯应桂馨等人隐匿租界。邵元冲曾任地方法院审判厅庭长,有一年法官经验。他依据法律在报上发表特稿,力陈租界当局处置失当,民众纷纷支持应和。租界当局最终迫于舆论压九将主犯引渡归案,促使“宋案”真相大白。
  “二次革命”失败,《民国新闻》被迫停刊。邵元冲追随孙中山逃亡日本,以私人秘书身份协助组建中华革命党。1917年,孙中山担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,邵元冲因文笔典雅凝重,担任大元帅机要秘书。1919年,孙中山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,邵元冲再任机要秘书,参与起草国民党总章、规约和通则。
  时局暂定,邵元冲稍稍松一口气。在孙中山的支持下,邵元冲赴哥伦比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游学,修读了社会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课程,代表孙中山视察了海外党务。5年后回国,在孙中山亲笔拟定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名单中,邵元冲名列首位。此后,邵元冲接连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、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、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,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,粤军总司令部少将秘书长,党内地位急速上升。
  1924年11月,邵元冲最后一次作为机要秘书,陪同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政府谈判。1925年3月12日,孙中山病逝北平,邵元冲与孙科、汪精卫、戴季陶等9位党内要员同伺在侧,作为遗嘱见证人之一,受命签名于总理遗嘱,可见其党内地位之重。
  随着国民党内新旧“右”派合流,旧“右”派邵元冲逐渐受新“右”派蒋介石拉拢。1926年,邵元冲应蒋介石邀请南下广州,出任中央青年部部长。1927年,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浙江,邵元冲就任杭州市政厅厅长(后改称市长)。他融贯中西,设置杭州市参事会,颁布兴办自来水、设游民习艺所、浚理西湖水道等便民兴革,为杭州初期城市规划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一定贡献。
  “二次北伐”胜利后,邵元冲调任立法院委员。
  
党史会首任主官
  为了总结国民党党史,1929年,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党史编纂委员会,职掌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及重要文献保管。1930年,国民党中央第62次常务会决议更其名为“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”。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元冲,与胡汉民、林森、戴季陶、叶楚伧一起被推定为国民党党史会常务委员。4月28曰,国民党党史会借“中央侨务委员会”旧楼作临时办公地,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。
  国民党党史会设总务、编辑、征集3科,另有史料陈列室、史料档案库主管史料陈列和保管。成立后即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档案史料,在此基础上展开史料编纂。 邵元冲精通史学,孙中山曾称赞他在党务方面“于国事党事及文近状,备得其详”。虽身兼数职,邵元冲依然在处理完其他政务后亲自校阅国民党党史会文稿。1935年 11月,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国民 党党史会常务委员负责制为主任负责制,邵元冲被推选为国民党党史会首任主任委员,主政国民党党史会一切事宜。
  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邵元冲任“中央宣传委员会”主任,他在新闻宣传上以民族大义为先、号召及早抗日的主张遭到多方掣肘。汪精卫指责《建国月刊》中有抗曰救国言辞,蒋介石先后下令封闭《民生报》《益世报》。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,邵元冲感叹中枢“民族主义、国民精神丧失殆尽”,虽“居可言之地而弗能言”,不久便无奈辞去宣传委员会主任职务。“史为民族精神动力”,国民党党史会之于邵元冲,已不仅是记录保存国民党党史的政治机构,更为其唤醒民众民族意识、振奋民族精神另辟蹊径。
  “党史会中,老者昏庸,少者腐化,奄奄度日,一事无成。如江苏革命历史博物馆史料之征集,议发于一月前,地又近在镇江,至今犹无下落。”初掌国民党党史会,邵元冲面临作风松散、业务滞缓诸多问题。他要求各处长立即整顿作风,“将应办各事掀起督促”。他尽力网罗史料,从全国各地、海外征集总理事迹、党部档案、人物传略等史料(不包括册籍、附件)近6万余件。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一生事迹亦是国民党演进史,邵元冲从《总理年谱长编》编纂入手,以之作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之纲领,亲自主持《总理全书》编纂审定会,拟于1936年10月10日出版印行。此后,国民党党史会相继完成《党史史料丛书》《革命先烈传记》《中国国民党年鉴》等重要史料汇编。
  筹建党史陈列馆
  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后,各政府机关工作暂告停顿。为了振发人心,1932年冬,国民党党史会史料陈列室荟陈一部分史料,举办首次公开陈列展览。“为时虽仅一周,参观者达数万人”。为“引起国人深刻之观感,而激发其革命之情绪”,邵元冲提议扩大史料陈列室规模,建立“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”(以下简称“陈列馆”)。
  1934年1月,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设立陈列馆的提案,成立陈列馆建筑委员会,邵元冲负责主持陈列馆的设计、筹建。作为保存、陈列国民党党史的最高机构,陈列馆定址于新国民政府办公区——明故宫遗址,定于黄花岗起义纪念日举办奠基典礼。1935年3月29曰邵元冲代表陈列馆在奠基仪式上致辞:“3月29日乃本党先烈殉国最伟大最可纪念之日期,而本馆即历年革命先烈史迹集合总场合也。”
  仅一年多,颓垣败壁的明故宫武英殿遗址上就伫立起一座3层仿明宫殿式建筑。三楹四柱牌楼式大门门楣上,邵元冲亲手题名“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”。主要工程竣工,国民党党史会办公地迁至陈列馆,全部史料运至陈列馆库房典藏。

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

  举办展览是陈列馆的首要任务。1936年9月,为确保新馆初展如期开幕,邵元冲在筹备会上明确史料征集陈列方针:一、以陈列实物史料为主,重点甄选民国纪元前十八年至民国十三年国民党实物史料。二、派员向江苏博物馆调借,或向各革命先烈后嗣接洽征求本党各种纪念品暨先烈遗物,弥补馆藏不足。三、即刻将既有相片、公牍、遗墨、印信等史料作主体先行展开陈列布置,视甄选、征集成果再行充替。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,陈列馆从馆藏、社会各界甄选实物史料700余件,按照年代先后分别陈列于包括“总理专室”在内的8间陈列室。“自总理以及开国诸先烈之图像遗墨、符玺兵杖,乃至日用诸器、简牍档册,凡有资兴观而昭芬烈者,罔不类别灿然,部居不杂。”
  1936年10月10日,陈列馆举办启幕礼暨首次陈列展览,数千名民众前来参观,“莅临者肩摩踵接,其盛况得未曾有”。 辛亥革命陈列台上烈士的血书、血衣触目惊心,播音器里孙中山的演讲声浪清晰,语气亲切。陈列室虽因人数众多而拥挤不堪,但并无喧闹之声。观者屏息瞻谒,肃然起敬,心中激情澎湃。
  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后,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。仅仅一周,来自各机关单位、民间团体的参观者达3万余人。陈列馆前“车水马龙,中山东路,如山阴道上,素称冷落之明宫遗址,顿形热闹”。
  1936年12月初,邵元冲应蒋介石电召赴西安议事,入住西京招待所。谁料在西安事变中,邵元冲被闯入房间的张学良、杨虎城部队在仓皇中击中数枪,因抢救无效,两日后在医院去世,时46岁。
转载自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春秋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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